“从2002年到2008年，患有考试焦虑症的学生比例从8%增加到15%左右。”日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周仁来教授在北京黄埔大学举办的“问题学生”研讨会上指出，近年来，青少年中“问题学生”的数量大大增加，他呼吁重视青少年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
    周仁来指出，除了考试焦虑症外，当前青少年学生的突出症状还有学校恐惧症、攻击性行为、社会交往障碍等。据周仁来估计，目前我国有以上四大症状的“问题学生”约7000万人左右。
    周仁来介绍说，考试焦虑症是学生心理问题最突出的一种症状。在“高考一考定终身”的现行教育体制下，近年来学生对考试的恐惧日益加深。不仅是对考试，对整个学校学习生活产生恐惧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从2002年到2008年，患有学校恐惧症的学生比例从2%增加到10%左右。另外，“独生子女家庭造成的社会交往障碍、在学校拉帮结派的攻击性行为等，也是青少年学生中比较突出的心理问题，有些学生可能同时具有几种症状”。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周湘斌教授认为：“考试焦虑背后不一定是孩子自己的问题，而往往是家庭的问题。”她遇到一个上高二的孩子，第二年就面临高考，他得了强迫症，每天都说自己得了艾滋病，不停地洗手，一个星期就要用掉一块肥皂。“最初我们认为他是面临明年要高考的焦虑，实际上问题出在他父母的关系上，最终我们是通过解决他父母之间的关系问题来解决他的问题的。”
    周湘斌认为，除了心理学专家们的专家式的辅导和服务之外，应当大力发展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开展大量的社会工作来改变当前“问题学生”的状态，综合地解决问题。“我们过去在思想观念上，基本上对‘问题少年’持的是一种隔离教育的状态，比如说吸毒少年，我们采取的是少管所隔离教育，试图把他与原有的恶劣环境和不良同伴分隔开，事实上他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管教所，他回到社区又重新出现问题。包括学校里面的孩子也是，他在学校里正常，但是一回到家里又不正常。”
    “这样一种隔离式的改造是失败的。”周湘斌说，应该把孩子放到家庭、社区里，放到正常的社会里，给他们提供专业的服务和帮助。通过学校和社区的社会工作，帮助这样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建立新的亲子关系。“要从家庭着手，把家庭和孩子放到正常环境里来，在隔离状态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在正常情况下才能解决。”
    “家长的观念，或者是家长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资深心理咨询师吴洪健的想法与周湘斌不谋而合。她认为，当前中小学配备心理教师的效果是有限的。她目前正在和朝阳区教委进行合作，在学校里开展亲子培训。通过在学校里面设置一些活动课，让家长和孩子共同来参与，在活动中逐渐改善亲子关系，从而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一些孩子觉得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没有安全感，怕辅导老师告诉家长。而如果通过课程的方式，就人际关系等设计一些活动，让这些孩子在一种非常自然的环境里去玩，在活动中去成长，是比较可行的方式。”
　　“我们应该把青少年作为我们的帮助对象和服务对象来看待。”对于“问题学生”的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许莉娅提出了与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看法。她指出，我们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要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和改造，前提是学生是错的，带有对青少年的一种否定；心理健康和心理治疗则把青少年当作一个病人、一个治疗对象进行治疗。而社会工作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出发，“我们会把孩子的一些状况，一些处境看成是他的一种需要，然后去给他提供这种需要”。
    许莉娅认为，“问题学生”带有“标签化”和“污名化”的嫌疑。“应该调过来，不是‘问题学生’，而是‘学生问题’，是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特殊的问题。这样的话，就是针对问题而不对人。再进一步，把学生的问题变成学生的需要，也就是学生成长的需要。学生成长会有一些需要，需要我们成人给他一些关怀，一些帮助。”
    “一个人心理健康的核心和基石，是健康的自我形象。”许莉娅特别指出，教师和家长要帮助学生学会如何看待自己和对待自己，帮助他们去发现自己的优点、长处和能力。
    许莉娅强调，作为教师和家长，接纳和信任学生是最重要的。“让孩子接纳你，首先你得去接纳他。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你怎么看待青少年，怎么看待青少年的需要、青少年的遭遇，怎么看待他们的表现。如果你认为青少年就是多事的，就是闹事的，我再怎么交给你技巧，都没有效果。如果你强迫他，你是逼着他实现你个人的理想，怎么教都是没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