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有他多方面的因素。“风格即人”，是说风格与人的个性特点有关。“时代决定风格”是说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有人要说，李白、杜甫风格不同，但不都是盛唐诗人？苏轼、辛弃疾风格相同，却不处于同一时代啊！都是盛唐诗人，李白、杜甫的时代背景却有所不同；也正是这同为豪放派的苏轼、辛弃疾，因为时代的不同，而使他们的豪放又显出差异。

李白和杜甫，都诞生于大唐盛世。但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也比他早八年去世。李白的浪漫主义诗篇主要反映了开元时期、天宝初年兴盛的社会面貌；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主要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唐室由全盛走向下坡的情景。

例如，李白作于天宝初在长安时期的《古风（其四十六）》：“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当涂何翕忽，失路长弃捐。独有扬执戟，闭关草《太玄》。”首二句，纵观历史，次二句横览山河，都如登高临深，有俯视一切的气概。短短四句诗，使经过百多年发展的大唐帝国，以其富丽堂皇的面貌、磅礴的气势屹立在我们面前，见出其吞吐千古、囊括六合的胸怀与气魄。“王侯”六句，一气贯下，刻画权势者们腐朽骄横的形象，笔墨酣畅，气完神足。而正当把权势者们说到十分兴头上的时候，“当涂”二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班权贵不会有好结果，得意的日子不会长久，却似兜头一盆冷水浇了下来，使人有一落千丈之感。末二句只客观地摆出扬雄的事实，冷然作收。但冷静平实的笔墨中隐含怒目横眉之气，柔中有刚。不长的一首诗，虚实结合，夸张用典，写得腾跃有势，跌宕多姿，气势充沛，充分显示出作者清新俊逸、豪迈奔放的艺术风格。

在写于天宝三载，诗人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政治上失败后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诗人则通过对梦游天姥山的描绘，抒写了追求美好理想、自由生活的激情，表现出他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愤懑以及蔑视王侯、“不屈已、不干人”的叛逆性格。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也充分表现出浪漫主义的特色。它不唱古人离别时伤离惜别的老调，也不取平铺直叙的写法，而是别具匠心地围绕着即将前往之地的梦境来构思，为驰骋幻想开拓了广阔的天地；把大胆的夸张的离奇的幻想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五彩缤纷、令人目眩神摇的梦中仙境，反衬现实世界的污秽丑恶，有力地突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主旨。

即使是写严酷的战争，甚至是失败的战争，李白也从败仗中显出豪气，给人以鼓舞。如《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回。”一首小诗，让人不觉得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批残兵败将，而让人感到这些血泊中拚杀出来的英雄凛然可敬，不具备李白这样的盛唐诗人所独有的精神气概是写不出来的。

杜甫仕途坎坷,一生潦倒。特别是安史之乱国破家亡的亲身经历，为官时屡受贬斥的屈辱抑郁，使他获得深入生活与人民一同感受灾难的机会，从而写下了一系列具有高度爱国精神和同情人民苦难的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例如，《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写春望所见：国都沦陷，城池残破，虽然山河依旧，可是乱草遍地，林木苍苍。一个“破”字，使人触目惊心，继而一个“深”字，令人满目凄然。《北征》中“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羌村三首》中“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充分揭示了安史之乱给唐代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三吏”、“三别”则更是杜甫耳闻目睹了邺城惨败后生灵涂炭的痛苦情状，经过艺术提炼而写成的组诗。它揭露黑暗的兵役，同情人民的苦难，当然也勉励人民共赴国难，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诗人的泪痕，显示出他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至于他脍炙人口的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则写于上元二年（761）。当他760年流亡到成都后，求亲告友，第二年春天在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可是到了八月，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诗人长夜难眠，战乱中千万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种种景象，一起浮现诗人的眼前，于是他推己及人，写下了撼人心弦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绝唱。

当然，尽管这两位诗人创作方法不同，诗歌的风格迥异，但都深刻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不愧为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再说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写了许多慷慨纵横的词篇，矫健奔放，风格有如苏轼。但细加辨味，苏词高旷飘远，辛不能及；辛词的沉郁悲凉，苏未曾有。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是词风的决定因素。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所以他的作品中有弯弓射天狼的豪情；有隔千里而共明月的乐观；有“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慨叹；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更有“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的旷达。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成为一位文学巨匠。

辛弃疾少年自沦陷区南归，志存恢复，而江左狃于偏安，迄未大展其才，平生抑郁不平之气，尽寓于词。例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首词首尾两句写实，“梦回”以后进入梦境。梦境中作者率领一支给养充足，士气旺盛，战斗力强的队伍，与敌人进行惊险激烈的战斗，完成收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大业，为国家民族建立功勋永垂史册的荣誉。这里充溢着爱国精神。词中所刻画的形象是壮烈勇猛的，所表现的思想是奋发激昂的，这就是词题所标的“壮词”。但是结句“可怜白发生”使全词的感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是一声无可奈何、感慨万端的叹息，表现了现实与理想的巨大矛盾。理想是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现实却是当权者偏安江左，不图进取，他们“防民甚于防敌”，置中原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面对这一切，怎不使词人发出如此沉重悲愤的叹息！全词至此也由“雄壮”而变为“悲愤”了。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感情。即使是《摸鱼儿》《祝英台近》等摧刚为柔的作品，也在伤春、宫怨的外衣下，表达了复杂、深沉的爱国感情。

综上所述，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成功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了解作者的创作与时代的关系，了解作者风格的形成与时代背景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更好地理解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如同处南宋的爱国词人陆游、张孝祥、陈亮等在创作风格上就都受到辛弃疾的影响，作品中有渴望收复失地、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又不时流露出壮志难酬的沉郁悲凉。虽然本作者并不否认个性等其他因素与风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但对风格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当时的社会生活。